陕西豪华写字楼批准超标准住房盈余调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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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红专老人”陈垣的入党初心

       前言

 

 陈垣先生(1880—1971)是老一辈学人中勤勉治学、忠贞爱国的一个典范。他一生著作等身,是驰名海内外的史学大师。他在政治活动方面也多有建树,是清末、民国抗战爱国、教育报国的重要代表人物。新中国成立后,陈垣满怀激情地投身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,1959年1月,终以79岁高龄成为一名共产党员。陈垣先生的入党,绝非紧跟形势的心血来潮,而是一位耄耋老人政治立场的最终选择,体现了他志愿做“红专老人”的政治追求。

 

 陈垣先生一生致力的,不外乎政治与学术两大事业,但无论是对二者的分身并任还是择一而为,他的政治取向都是坚定而明确的。

 

       陈垣生于清末洋务运动时期,历经戊戌变法、辛亥革命、军阀当国、抗日战争、国共内战等时局动荡。青年时期,他已表现出鲜明的民族主义、爱国主义的思想与行动。1913年,33岁的陈垣以革命报人身份当选为北洋政府众议院议员。1921年,任教育部次长,代理部务并兼任京师图书馆馆长。这段时期他不仅政治上有作为,学术上也日益精进。1923年,“曹锟贿选”的丑闻爆出,他不明所以地受到牵连,于是决然从政治生涯中抽离。1926年,受英敛之临终托付,陈垣进入辅仁学社与公教大学(辅仁大学前身),“专心于教学与著述”,1929年就任辅仁大学校长。他的爱国思想与民族气节转而以学术为依托,以讲坛为园地。抗日战争时期,他身处沦陷后的北平,致力于“有意义之史学”,“所有《辑要》、《佛考》、《诤记》、《道考》、《表微》,皆此时作品,以为报国之道至此矣。所著已刊者数十万言。言道、言僧、言史、言考据,皆托词,其实斥汉奸、斥日寇,责当政耳”。抗日战争胜利后,对于国民党政府罔顾民生并蓄意挑起内战,他深表痛心。对于外界风传的担任“国大代表”一事,他斥为“特可笑也”。谈及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前途,声言“外战犹有民族意识为之防,内战则纯视民心向背。” 1948年底至1949年初,国民党政府为做退守台湾的长久之计,实施《抢救大陆学人计划》。陈垣先生作为资深的大学校长、中央研究院的院士,自然是重中之重的“抢救对象”。但陈垣丝毫不为所动,“自前月十七八,政府来电并派飞机来接,都未成行,后又敦促数次,均婉谢,因无走之必要也。”在事关政治站位的投票上,他把拥护和信任给了中国共产党。他发表于《人民日报》(1949年5月17日)的《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》,最能体现他的政治态度,解放后的北平, “来了新的军队,那是人民的军队;树立了新的政权,那是人民的政权;来了新的一切,一切都是属于人民的。……活了七十岁的年纪,现在才看到了真正人民的社会,在历史上从不曾有过的新的社会。”他在表达拥护新政权的同时,劝告胡适能够“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来”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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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垣读《人民日报》

 

 陈垣先生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,对新中国建设事业的拥护,不仅有言语上的公开表态,而且在行动上紧紧追随。

 

 亲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形势变化,对比国、共两党主政下的社风民情,陈垣长期压抑的政治热情被重新点燃了。“我以前没有看过好的政治,就以为凡是办政治的就办不好,就令人失望,于是只好采取消极的办法,对政治不闻不问。”“现在不同了,从解放以后,我静心的观察政府的一切措施,一切法令,真是基本上和从前不同了。不用说别的,就看见他们提倡艰苦朴素的作风,没有一点奢华享受的喜气,已经是从前所没见过的。”作为首届北平各界代表会议代表、全国政协会议特邀委员,他更加忙碌起来,同时,政治考验也随之而来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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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垣校长主持开学典礼

 

 1950年7月,天主教驻辅仁大学代表芮歌尼致函校长陈垣,坚持教会给予辅仁大学“年度辅助费”,要以“一个新的董事会由教会选任”、“教会经由教会代表对人事聘任有否决权”等为条件。这一要挟事关辅仁大学的存续,也是对新中国教育主权的公开挑衅。经多次交涉无果后,陈垣清醒地选择了依靠人民政府来解决问题。“站在人民立场考虑问题”、“为人民教育事业着想”,陈垣这样总结他在这次事件中的体会。如果说辅仁主权风波还限于陈垣先生的“职责使然”的话,参加土改则说明了他主动参加基层政治活动的意愿。1951年5月,陈垣受命担任西南土地改革工作团的总团长,他不顾体弱年迈,在四川巴中地区四处走访,所见所闻让他“思想上起了阶级的变化”,“认识了群众伟大的创造力”,他认为,所谓“超政治”“超阶级”的学术生活是不切实际的。他决心转变自己,“我从西南回到北京后,正是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开始,在这次学习运动中,除了我自己努力以外,还要依靠群众的帮助,来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。”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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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1年9月27日辅仁师生欢迎校长土改归来

 

 陈垣先生对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信服发自内心,他不惮于思想的自我改造,是党的指导思想的信奉者。

 

 在投身社会主义事业方面,陈垣先生有着年轻人一般的激情。如果说解放前夕的坚定“留下来和青年们一起看这个新社会”,尚属认同新政权层面的话,决心“一切需从头学起”、“做一名马列主义的小学生”,则意味着他对党的指导思想的心悦诚服。1951年9月,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正式开始,陈垣“深感从前那些在书本上得来的知识,都要从新估定”。“反求诸己”“闻道太晚”放在别人身上或许只意味着自谦和遁词,由他说出却是行动上的自觉和追赶上的迫切。他站在人民的立场,以阶级分析的观点,联系“曹锟贿选”事件、辅仁治校风波、一生的学术追求以及土地改革体会,对自己的阶级立场、政治思想和治学方法进行了反思与检讨,他的认真和诚恳,是很多人都自愧不如的,“拿放大镜”“勤读马列毛著作”“向办公室同志请教”,是他留给大家的深刻印象。1952年9月,辅仁大学正式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,陈垣出任新的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。陈垣保持了一贯的勤勉做事、和煦待人的作风。他与北师大党委相处和谐,凡是涉及党的政策的事项、需要政治把关的发言,他不仅主动与党委书记沟通,而且尽可能征求同事们的意见。“在我们同事中有一党员同志,我们相处不过二、三年,但是感情极为融洽……我拿他当做老师看待,经常彼此交换意见,对我的帮助极大。”上个世纪的整个50年代,尽管大大小小的运动不断,但陈垣先生在师生们心目中的形象,崇高而不失温煦,与学校党委始终保持信任关系,是深受师生爱戴的好校长,是广受各界尊重的忠厚长者。“靠近党,拥护党的各项政策,参加各项政治运动”,是陈垣先生在整个50年代的写真照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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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垣校长与其他校领导的合影

 

 陈垣先生的入党,不仅是思想和组织上的,而且是治学和业务上的,他的追求是成为一名“红专老人”。

 

 新中国成立初期,由于政治运动对家庭出身、阶级成分、社会政治关系,以及个人甚至亲友的经历的重视和把关,加之政治批判的上纲上线化倾向,基层党组织对于团结和吸引知识分子入党,往往倾向于保守。陈垣思想上和行动上紧跟党组织,但具体到入党问题,他还是格外自谦和谨慎的。他说过,“我以为在旧社会里过了大半生的人,旧思想影响很深,入党的希望不大。”

 

1955年,老朋友、清华大学副校长刘仙洲教授以65岁高龄入党,点燃了他能够加入党组织的信心。在写给学生柴德赓的信中,他推心置腹,“知识分子应走刘仙洲的路,争取入党!”在《我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意见》一文中,他坦露心声,“共产党是不拒绝任何人的,只要你决心把自己的一切完全交给伟大的革命事业,不论是年老年轻,都有可能加入党的组织。”对于自己的学术,陈垣一度也曾有过 “何去何从”的困惑,但他不是一个故步自封的自满型学者,决心要“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论作为今后治史的方法”。在与好友杨树达的书信中,他写道,“来示谦欲法高邮,高邮岂足为君学?况我公居近韶山,法高邮何如法韶山?”韶山是毛泽东主席的家乡,这是他学术上师法毛泽东思想并劝友是从的表现。1956年,北京市高校党委组织部在《教授中发展党的计划》中,还是给了陈垣一个“不具备入党条件”的判语。他此后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。1958年, 郭沫若、李四光、李德全、钱学森等入党的消息公布,四位同志陈垣都熟识,他的内心再次受到强烈震动,“表示决不灰心,要努力争取入党”。陈垣的入党诉求得到北师大党组织的高度重视,北师大党委向北京市高校党委上交了一份4000余字的陈垣思想内部评价及小传材料,介绍了陈垣的表现和他希望做“红专老人”的意愿,建议“可考虑发展其入党”,市高校党委很快批复了北师大的报告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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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9年陈垣校长入党

 

 1959年1月28日,北师大人事处、校长办公室支部召开支部党员大会,讨论并接受陈垣入党,陈垣在会上激动地表示,“今天党给了我宝贵的政治生命,我要珍惜这一新的开始。今年我已年近八十,自恨闻道太晚,但俗语说‘虎老雄心在’,年岁的老少,不能阻挡人前进的勇气;问道的迟早,不能限制人觉悟的高低。我要以有生之年,竭尽能力,为党的事业,不休不倦地继续努力。”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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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垣校长入党后接受《人民日报》采访的照片

 

 1971年6月,晚年服膺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陈垣,走到了人生的终点。按照他的遗嘱,家属将他历年写作积存的4万元稿费交作党费,将他一生珍藏的4万余册图书和几百件文物全部捐献给国家。追悼会上,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郭沫若代表中共中央致辞,称他“人虽老而志愈坚,年虽迈而学愈勤”,他的学生邵循正书写的挽联 “稽古到高年,终随革命崇今用;校雠捐故技,不为乾嘉作殿军”,客观概括了他晚年的学术生活和政治追求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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